梦到给公公打电话挽救婚姻,挽救婚姻的方法有哪些?

挽救婚姻的方法有哪些?

关于婚姻,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婚姻像童话,看起来很美。”两人相处的确美好,但是当生活中的烦恼,婚姻与家庭关系,以及人际交流等问题和婚姻发生冲突时,如果夫妻二人不懂得如何处理,此时婚姻变出现了危机。面对婚姻出现的危机,如何挽救婚姻呢? 减少抱怨 抱怨是婚姻矛盾中的最大问题之一,前面说过两个人相处是很美好的,但是随之而来在生活和人际交往中的压力,很容易造成抱怨。也许起初的抱怨,可以获得对方的体谅,但是无休止的抱怨,会给对方带来一种无形的困扰,最终造成两人相互抱怨,这是婚姻中不得不面对的一大危机。 其实对于抱怨的矛盾冲突,并非是谁对谁错,而是两人对于某件事的看法不同,处理的方式也不同。其实说白了,就是两个人价值观念存在差异。想要挽救婚姻,不妨先从减少抱怨做起,少一些对彼此的抱怨,多一些宽容和谅解。毕竟既然两人选择走到一起,那在你的心中,对于对方跟你价值观的差异,肯定是可以体谅的。 了解婚姻平衡 我们可以运用物理学的角度看待婚姻,运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对待婚姻。婚姻是平衡的,如果在婚姻中出现裂痕,尤其是一方强势一方弱势,你是否思考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了呢? 就是没有掌握好婚姻中的平衡。一方只懂得索取,一方只知道付出,这样的婚姻必然走向破裂的边缘。对于这种情形,想要挽救婚姻,就应当系统性的了解婚姻,明白婚姻中两人的地位、责任和义务,这样才能维系好婚姻的平衡。 懂得谅解 理解对方,谅解对方,同样是解决婚姻危机,挽救婚姻的最好方式。人,并非单单为了婚姻而生,除了婚姻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生命轨迹。所以请给与对方一些空间,在适当的情况下懂得谅解对方。只有保持足够的理性,才能维护两人共同利益。 面对婚姻中出现的危机,如果用行动去挽救婚姻呢? 1、可以适度的表达自己的悲伤,让自己的另一半感受到你对她的爱意,用你的真情去化解危机,重新打动对方。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此时多一些身体上的接触,让对方感受到你爱意的同时,还能深切的感受到属于你们之间的亲密。 2、不妨在无意中,刻意夸大你们在生活中的共通点,比如说你们共同培养出的兴趣爱好,让对方产生一种离开你生活意义就少了很多的感觉。 3、学会利用资源,比如说你们的孩子,你们生活中的朋友,借助这些来挽救本来处于破裂边缘的婚姻。 4、让对方感受到你的谅解,若错在你的爱人那一方,如果想要挽救婚姻,不如让对方看到你的谅解,感受到只有你才能无限的包容他。 婚姻中出现危机,哭、闹、争吵,永远是最糟糕的方式。懂得婚姻,学会宽容和谅解,才是最好的挽救婚姻方式。

大家有没有做梦的时候给别人打电话,电话号码总是按不对的经历?

我经常做梦都是这样的。数钱从来都数不清楚,考试从来都什么也不会,连照着抄都抄不上。特别是梦里打电话就更要命,手机打不开,按键按不准,拨也拨不出去,凡正在梦里从来没有拨通过电话。我一直觉得我不正常,也很想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人。[捂脸]

如何挽救爸妈的婚姻?

孩子,你是好样的。有你这样的孩子,你的父母是知足吧。

挽救婚姻的最好方法?

想要挽救婚姻,不妨先从减少抱怨做起,少一些对彼此的抱怨,多一些宽容和谅解。

毕竟既然两人选择走到一起,那在你的心中,对于对方跟你价值观的差异,肯定是可以体谅的。

魏忠贤下台以后,为何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看了上面的回答,我真是快笑哭了,几位答主还真是魏公公的“好儿孙”呢!事实应该是魏忠贤下不下台,都没有加速明朝的灭亡,反倒是他在任的时候,大明快被他折腾的连那半口气都要吐出去了。

那些说魏忠贤什么出身底层知道体恤百姓的,真可以说是闭门造车、胡说八道了。早在魏忠贤成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之前,大明的党争已经基本告一段落,东林党开始有条不紊的整治着国家,以缓解万历时代的弊政,当时上台的东林党先后废除了辽饷、矿税等严重影响民生的税务,在天启前三年,国家确实有复苏之像。

然而魏忠贤对东林党宣战以后,一切都变了。也是东林党树敌太多,像赵南星、杨涟一帮硬骨头们又宁死不屈,最后也就被阉党一并收拾了。魏忠贤上台之后,可以说是干尽了坏事。网上说魏忠贤知道自己是大明的臣子,只有大明不亡自己才能继续作威作福,所以对于边军和军事人才还是很重视的。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魏忠贤在任期间,在辽东镇待过的三大军事人才无外乎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其中孙承宗属于魏忠贤的政敌,这个我们可以不做深究。熊廷弼和魏忠贤本来就没什么瓜葛,而且在魏忠贤上台之前,他就已经被下狱,只是因为许诺给内廷四万金买自己一条命时候却没有兑现承诺,便惹恼了贪婪的魏忠贤。之后魏忠贤充分利用手中职权和自己党羽的势力冤杀了熊廷弼,其根本目的倒不是为了说杀死熊廷弼,而是用熊廷弼来倒东林党。要知道这个时候的辽东局势非常紧张,你说他懂事,就这么为了一己私欲解决了熊廷弼?再就是袁崇焕,宁远大捷后,魏忠贤令周应秋上奏封他的族孙魏鹏翼为安平伯。再记三大工程功劳,封他的侄子良栋为东安侯,加封良卿为太师,鹏翼为少师,良栋为太子太保。用崔呈秀为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唯独将袁崇焕的功劳废弃不录。至于边军军饷,自打魏忠贤把自家人安插在九边各镇,边军的工资就没领全过。打个比方崇祯上台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辽东缺饷。

再就是什么不收农业税,只收商税,也是谬论。江南地区的中产阶级本来在万历时期就已经被贵族们压榨的不成样子了,好不容易在天启前三年缓了缓,之后又被阉党官员各种欺负。说不收商税,那当真是不知道明朝的税务构成和收商业税的方式。明代晚期,仅商税中的钞关,就占据了大明总税负的10%。不要觉得商业税就能让大明重焕新生,作为一个农业帝国,税收主要还是靠种地,而大明的土地大多被宗室霸占着,那政府又能收上来几个子儿。这就又说回到魏忠贤不收农业税了,不收大明早凉了,事实上魏忠贤对农民的剥削要更过分,以至于当时西北饿殍遍野,在他天启七年,有了王二起义,这是西北农民起义的开始。

所以说,魏忠贤压根就没起过好作用,净败坏国家了。治国还是要靠有思想有道德的文人,说文人误国,那真是该去乱世里天天担惊受怕一波。

民国时期的“合肥四姐妹”都有谁?分别是什么来头?

「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这是卞之琳的诗作《断章》,读过它的人众多,知道他写给谁的却寥寥。

这首诗的目标读者,其实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合肥四姐妹」中的小妹,民国才女张充和。

张家是合肥的大户人家,张充和的曾祖父张树声曾历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父亲是创办乐益女中的民初教育家张武龄。

据张充和回忆,家里的田产多到难以用「亩」来衡量,只看每年播了几千担种子。正是因为偶然听张充和讲起自己的家世,金安平才对张家历史产生了兴趣,起了写作《合肥四姐妹》一书的念头。

▲《合肥四姐妹》作者:(美)金安平出版社:生活·读书·三联书店出版时间:2015

金安平与丈夫史景迁是张充和的旧交,一次共进晚餐的机会令金安平对张家的族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金安平在张充和的介绍,以及史学家谢尔曼·高家龙(Sherman Cochran)、柯必德(Peter Carroll)、艺术史家白谦慎等友人的帮助下,阅读了诸多珍贵资料,才得以将近百年的民俗风情和宏大的社会历史透过张家族史渗透出来。

金安平从茫茫历史选取张氏一门的历史进行探究还原,就像在历史无路处踩踏出歧路幽境,又像在芜杂蔓生的荒园中搭建回廊,这自然有助于今人了解当时时代的寥廓风景,也会促使我们倾听那个时代人们跳动的内心。

01.

小妹充和

「当充和还是七八岁的孩子时,她的姐姐们就知道这个妹妹和她们不同。」

在四姐妹当中,张充和作为这本书的启发者,成为了金安平投入最多关注和最想了解的一个。她了解到,充和自幼就与众不同。在姐姐们眼中,充和不仅写诗最有灵气,欣赏艺术的眼光也很独到。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她从小接触到的不同于姐姐们的生活环境与教育。

充和的母亲陆英为张家先后生下四个女儿和五个儿子。在生下第四个女儿充和后,她终于在难以承受的繁重家务、照顾婴儿的辛劳以及「开枝散叶」的压力下,将四女儿充和过继给了充和的养祖母识修。

养祖母是李鸿章四弟李蕴章的女儿,本是肥东人,后来因家里包办的婚姻嫁到了肥西。充和过继到养祖母家中后,每日接受专门请来的几位塾师各具特色的悉心教诲,其中一位就是著名考古学家朱谟钦。

充和在童年时期很少有同龄人为伴,因此逐渐养成了独处的习惯,独立的工作方式、思维模式以及宁静的气质。

▲张充和书法作品《寻幽》,「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一句广为流传。

不过,张充和在童年时期曾经有过两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个是仆人的孩子,名叫「大宝」。大宝将充和当男孩子看待,相互打闹毫无顾忌。不幸的是,这样的友谊却只持续到了大宝14岁那年。当时大宝到充和家拜年,一见面给充和磕了个头。充和真是像鲁迅见到成年闰土时一样,又气又伤心,心里只想着「不该长大了」。

张充和这粒追求「平等」的种子一直埋在心底。她不仅喜欢与仆人的孩子游戏,还欣赏所有敢于无视等级身份的人。张充和曾经雇过一个苗族女孩帮助自己打扫、做饭。她说,这个女孩最吸引自己的地方就是:

「她不会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也没把自己看成下人,这和高干干她们很不一样。」

此外,张充和还有着很强的逻辑思辨能力,喜欢讽刺,这两点集中在一个女孩子身上,稍不留意便容易发展成为尖酸刻薄。

好在养祖母很早就发现了充和的天性并进行教导,加之后来书香气的熏陶,充和这样的天性才终于保持为一种精锐独到的见地。

张充和平日里很喜欢说俏皮话和双关语,对外的评价也是「诚实」得惊人,人称「铁口张」。就连在学生和朋友的眼中是沉默寡言的大诗人的卞之琳,也被张充和评价为「不够深沉」「有点爱卖弄」,甚至连他的眼镜都有些装腔作势,诗歌更是「缺乏深度」。

与张充和尖锐的评价及挑剔的眼光形成对比的,是她对于「悬」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最初始于书法中提到的「掌虚指实」,「心忘于笔,手忘于书」。

在充和最得意的诗作中,她创造了「桃花鱼」的意象,其含义之一就是「凌空」,意在追求似有若无、轻灵透明的境界。

这种「悬」的境界被张充和应用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即便是演唱昆曲时,她也努力将自己「悬隔」起来,既融入戏中,又与角色保持距离,进而更好地探索角色的动机、心情和举止,追求一种「能动而不动」、「悬在显隐之间」的境界。

▲晚年张充和

张充和与姐妹和母亲的另一个显著不同,就是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而且有足够的能力独自生活。

她有着广泛的社交圈和书法、昆曲等多种爱好,从小又养成了独处的习惯,因此不易感受到独身生活的寂寞;她的养祖母给她留下了一些田产,即便是在她没有社会工作的时候,也能够用租金维持正常生活。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充和的追求者众多,却未能有一人入她的法眼。

「她喜欢保持单身女性的身份……她母亲和姐姐们在这个年纪的烦恼,她统统没有:没有黏附她的『小附件』,没有『主妇』的烦恼;日常生活中也没有那么多繁琐平庸的东西。」

这种「自由自在」的独身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947年,她通过姐夫沈从文结识了精通多国文学的傅汉思,并在相识一年后就步入了婚姻。

▲张充和与傅汉思的结婚照

金安平在书中提出了很多对张充和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存在的疑问:

「一个国学修养和传统艺术十分精深的女性居然决定嫁给一个西方人,一个外人,然后离开中国,到一个全然陌生的、与她喜爱的世界毫无联系的地方去定居。」

她曾经因章士钊将自己比作蔡文姬而耿耿于怀,却又自愿走上了蔡文姬式的道路,这究竟是为什么?她的兄弟姐妹,大都留在了大陆,是什么给了充和远离故土的勇气呢?

▲张充和书《结缡二十年赠汉思》(其二)

充和说,当时只是觉得新世界对自己是:

「暗淡的、陌生的,容不下她喜欢的那些东西,甚至连梦想着那些东西的空间都没有。」

她认为自己应当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的环境,于是带着一方古砚和几只心爱的毛笔,登上了驶往美国的客轮。

张充和后来的生活还算如意,直到晚年她依旧能够坚持每天早起练上几个小时的字,打理着一个种有花果的小园子。在小园子的后面,她还种了一片竹林,放了一把长木椅。

张充和终于活出了自己在《寻幽》一诗中所写的那番「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的意境。

02.

大姐张元和

说是张家四姐妹,但充和却因为从小离家的缘故,始终未能拥有三位姐姐所具有的「共同点」。金安平在书中写到:

「她们在家里跟着同样的老师学习,在学校也会碰上相同的教师,她们对仆人和亲戚的看法差不多,参加同样的重要的家庭活动;她们一起玩、一起闯祸。充和在这方面可差远了,即使是母亲去世、父亲再娶这样的大事,她也不在家中。」

充和在1930年之前每年最多回家与姐妹团聚一次,可就连这仅有的一次见面,大姐元和的态度也「显得颇为冷淡」。当充和终于在1930年回到苏州家中时,大姐元和却已经前往海门工作了。

直到1935年,元和去北平接病重的充和回家,姐妹俩的关系才逐渐缓和起来。

▲父亲张武龄与张家四姐妹在苏州九如巷

尽管关系有所缓和,充和却依然认为自己与大姐元和之间,除了昆曲,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她们姐妹都喜欢昆曲,可元和与充和的不同在于,她不仅喜欢学昆曲,更喜欢上台表演,「一登上舞台,元和就成了最快乐的人。」

正是由于对昆曲和演出的热爱,元和才得以在一场义演中与后来的丈夫顾传玠同台,并坠入情网。

在当时的社会中,伶人们被狭隘繁琐的社交礼仪据于普通人的生活之外,甚至连到别人家教授昆曲,也无法得到与主家同桌吃饭的待遇。

所以,当时的各种媒体小报都登上了「张元和下嫁顾传玠」的消息。然而外界的压力并不能对元和的选择造成影响,她依然满怀期待地投入了与顾传玠的婚姻。

在两人结婚之前,曾有一位资助顾传玠的商人严惠宇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可顾传玠还是放弃了「务实聪明,但是可能不太有风韵」的严小姐,而选择了登台演出、「过着相当吸引人的生活」的元和。不过,正如金安平书中写的:

「除了昆曲,他和元和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一旦结合,他们的命运就被牢牢地连在了一起。」

元和婚后的生活比以前「逊色」了许多。她因为知道顾传玠自认为「低人一等」,所以即便是丈夫的创业屡遭失败,她也从未停止过鼓励和支持。

抗战期间,元和本可以与妹妹允和一起逃往四川,但她却选择回到上海陪伴顾传玠。后来上海成为「孤岛」,元和被卷入了一种「怪异而充满矛盾的」生活。

有人通过股票证券挣钱,有人靠股票投资一夜暴富,而金安平从元和干姐姐凌海霞的日记中了解到:「顾传玠要不就是在做股票经纪人,要不就是自己在炒股票,不过始终没能发财。」

顾传玠后来还尝试过烟草买卖,卖过药,开过毛线制品店,都没有成功。不过元和及家人都从未对顾传玠有过任何情感态度上的变化,始终如一地对他予以肯定和接纳。

▲晚年张元和

两人家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得这段婚姻被坊间以张元和「下嫁」戏子的版本流传着。无论这段婚姻中是否有难以言说的苦涩,张元和都从未对外人提及。

比如,女儿顾珏被干姐凌海霞「抢」走,抗战期间元和放弃与家人一同前往四川的机会而回到「沦陷区」上海陪着顾传玠,元和为家庭心甘情愿地做出牺牲。可顾传玠却在1949年告诉元和,即使她不跟随自己,也要独自一人去台湾。

最终,在一个朋友的调和下,顾传玠才带着全家人一起赴台。

一直到顾传玠去世多年之后,元和都从不向人提及他们夫妻相处的细节,也从未对顾传玠进行负面评价。

但是,金安平可以肯定,「元和的遗憾全与丈夫有关」,只不过「这场婚姻中仍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困扰,使得她到现在也不愿提及。」

03.

二姐张允和

相较于元和,二姐张允和则「生性激烈」得多。包括金安平的采访和他人的描述在内,都认为允和有着「英雄气概和沙场老将的不屈精神」。允和一度将自己的性格归因于出生时的难产,认为幸亏这种拼搏精神,自己才能够活下来。

的确,这股拼搏劲帮助允和扛过了不少苦难。在妹妹兆和看来,二姐允和「在十二岁之后就没有过太平日子」。

母亲的去世给元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后来随着大姐元和离开家去了寄宿学校,允和不得不承担起在家中照顾弟妹的责任,渐渐地成熟了许多,也开始学会控制自己的脾气。

不过,母亲去世之后也并非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发生,比如父亲张武龄创办的乐益女中给充和带来的哲学、生物、体育、当代政治等新鲜空气。

张武龄的开明教育帮助允和度过了母亲去世之后的一段转折期。然而,继母的进门又打乱了允和原本平稳的生活。

时任乐益女中校长的继母以学费太贵为由,想让大姐元和返回学校继续念书。允和一气之下居然站在学校门口鼓动起罢课运动来。最后家族中的长辈决定从地租中筹集资金,元和才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允和16岁就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周有光,可在感情方面趋于保守的允和「觉得还是晚一点的好」。她的大学教育因宿舍失火和日军轰炸中断过两次,好在允和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仍然顺利完成了大学学习。

生性激烈的允和正是因为自幼受到了父亲开明的教育以及后来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在激烈任性之余还多了几分韧劲。

在结婚之前,周有光仍心存顾虑,他写信给张允和,表明「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允和在看到之后随即做了长达十页的回复,来鼓励周有光「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周友光与张允和

好不容易与周有光情投意合结婚成家,允和的「仗义」和擅作主张却给自己带来了不小的婆媳矛盾。

她的一位高中同学未婚先孕,孤苦无告中想到了允和。允和毫不犹豫地把她接进了自己新婚不久的家中,引得邻居们热议,甚至有人怀疑允和也是生活不加检点之辈,引起了婆婆的强烈不满。

事非孤例,她还曾为了朋友只身登门拜访上海黑帮老大,并提出了一连串的要求。

后来,类似这样的「小摩擦」已经不算什么了。因为允和又先后经历了流产,一个孩子早夭,另一个因出生时受感染只活了二十天,女儿小禾也在战争期间病逝于重庆。

苦难远没有就此结束,尚未走出丧女阴影的允和在一年半之后又目睹自己的儿子「被流弹击中」,「子弹穿过他的腰部,内脏上被打出六个洞」。

充和当时听到姐夫冲回家的声音,立马意识到姐姐遭了大难,充和回忆说:「我膝盖都软了,不记得是怎么走下楼的。」

从1937年到抗日战争结束,允和至少经历了「十次大搬家、二十次小搬家」,1966至1972年间,允和也曾数次陷入困境,但都「仗着自己的能言善辩逃过一劫」。

及至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允和被贴上「老虎」和坏分子的标签,为了免受侮辱,她烧掉了所有与丈夫的信件来保护自己的隐私。

这一切接踵而至的打击,放在任何一个女人身上都几乎是毁灭性的,可允和的精神和情感却「没有留下什么创伤」,「实在像个奇迹」。

张允和奇迹般地扛过那些危险与苦难,直到九十多岁依然精神矍铄有活力。在金安平看来,这并非因为她有什么特殊的养生之道和独门秘诀,而是因为:

「允和执著于世俗生活,从不装出心如止水的样子,而且很喜欢娱乐消遣。」

当她陷入低谷时,哼唱上一段香艳唱词,再苦的日子也就这样过来了。

04.

三姐张兆和

三姐张兆和虽然从小生活在家中,却不像元和、允和一样受到娇惯,即使是被老师打手心也不哭,被允和欺负也不埋怨,「因为她总不吭声,所以受的罪最多。」

兆和说:「除了我妈,从来没有人会为我瞎操心」,接着她又无奈地补充道,「可我妈又死得那么早」。

每当兆和因被罚或被欺负而失落的时候,照顾她的奶妈朱干干总是说:「别想了!没什么了不起。去喝你的粥,吃腌豇豆吧,吃完就没事了。」

于是,不爱「吭声」的兆和在这样的环境下养成了略显古怪的性情。她内心顽固、喜欢沉思,虽然有些执拗却也有宽容慷慨的一面。

像很多自认为不受重视的孩子一样,她总希望自己表现优秀,并干出一番事业来证明自己。学习昆曲不仅令原本相貌平平的兆和增加了风度,也令她多了几分自信。

然而,学习昆曲的道路也因一场意外而无法继续。

有一次,兆和祖父的姨太太踩到了剪刀,脚被刺穿,伤口又深又长,久不愈合。后来兆和陪她去上海求医,并在上海待了一个夏天。在此期间,元和与允和在家中继续学习着昆曲,以至于后来的兆和再也「赶不上她俩了」。

兆和小时候「皮肤黑黑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个男孩子,身材壮壮胖胖,样子粗粗的,一点都不秀气」。可到了十九岁之后,追求者一下子多了起来。

再后来就是那段著名佳话,兆和受到大学老师沈从文锲而不舍的追求,甚至惊动了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虽然张兆和无法说清接受沈从文的原因,但终究还是于1933年与沈从文成婚,那时她23岁。

婚后的生活于张兆和而言「说不上快乐或不快乐」。根据她自己的回忆,结婚时本来可以从娘家获得一笔像姐姐们一样体面的嫁妆,可沈从文却自己写信给张家,言明自己虽然一无所有,可还是「一个钱也不要」。

▲沈从文与张兆和

然而,婚后不久,沈从文就把张兆和姑母送给她的一只玉戒指当掉了。

沈从文的快乐往往来自幻想,他可以通过文学来消解与妻子在现实中的距离。嫁给这样一个丈夫的张兆和不得不忍受生活琐事的侵蚀。她关心丈夫的消费习惯,操心如何用微薄的收入度日。

总之,与沈从文的夫妻生活将张兆和从迅速打磨成了一个「家庭主妇」。

据说,沈从文曾一度沉迷于收藏,但尽是些「小东小西」或「人家不要的」。在他的小说《地主》中,主人公碧碧曾说:「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总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

虽然我们从沈从文的《文集》中可以得知,他相信自己是在「追想一件遗忘在记忆后的东西」,可实事证明,那些他收藏的小玩意成为了「压他灵性的沙袋」。

在结婚四年之后,年仅27岁的张兆和已经开始觉得「什么都无味,人老了」。虽然她在与沈从文分别时仍然会担心,但却不再像以前那样害怕丈夫受冻挨饿,而是担心丈夫是否会成为同行者的负担。

沈从文自知无法「征服」张兆和,所以一生都在努力帮助她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完美女性,可即便是这样的想象,也无难以得到张兆和的认可。沈从文发现,比起日夜厮守,兆和更喜欢他从千里之外写信给她。

沈从文起初以此开玩笑,对张兆和说应该再「挤我写几年信」,然后再答应嫁给他。

到了1937年,他决定前往云南昆明西南联大,以远离日军侵扰的北方,求得安宁的工作、生活氛围。兆和本可以带着孩子一同前往,可她对与沈从文同去却是「不情不愿」,这一次,沈从文也终于没了开玩笑的心情,他在信中写道:

「你似乎还不大明白你自己……对共同过日子似乎并无多大兴味,因此正当兵荒马乱年头,他人求在一处生活还不可得,你却在能够聚首机会中,轻轻放过许多机会。说老实话,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总乐于离得远远的,宁让我着急,生气,不受用,可不大愿意同来过一点平静的生活。你认为平静是对你的疏忽,全不料到平静等于我的休息,可以准备精力作一点永久的事业。」

张兆和认为,自己一生只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去征服,去改正错误、完善事物。她始终记得小时候别人如何说自己不如姐妹们有闺秀气质,不够「纤细文雅」,所以即便外界没有施压,张兆和也会进行自我施压,偷偷揣测着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

而沈从文则喜欢用沉思默想来体现生命的意义,因此只有他为自己写作,用自认为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创作时,他才会觉得生命是有价值的。

▲张充和题《沈从文别集·记丁玲》(1992年版)

大概正是因为二人对于生命、生活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他们的婚后生活才无时无刻不显露出无法调和的尴尬。即便是多次分居,甚至是自愿分居,也丝毫不会给他们带来痛苦。写封信、吃顿饭,甚至会比共处一室让他们更亲密。

他们各自活在自己独立的世界中,金安平在书中说到,他们也许会用同样的词语来形容他们的需要,事实上他们需要的东西却可能完全不同。

但当事人却无法像后来的研究者这样旁观者清,沈从文去世7年之后,张兆和将自己与沈从文的书信整理出版,她在书的《后记》中写道: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太晚了!为什么不在他的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05.

各有各的命,别人妨不了

四姐妹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可能是张兆和,但人们大多是因为他的丈夫沈从文才对张兆和有了更多的关注,而非张兆和自身的成就。

二姐允和虽性情激烈,却也更多地以丈夫的支持者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大姐元和更是一生痴迷演唱、教授昆曲,命运与丈夫顾传玠紧密交织在了一起,晚年移居美国之后依旧致力于传承发扬昆曲文化。

相较之下,张充和更多的是凭借自己在学术、艺术领域的成绩而受到了各界的关注和尊敬。她不仅在出国前为中国曲艺和传统文化的传承做过不少工作、编过一些教材,在赴美之后更是在耶鲁大学担任起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不仅教授书法,也在昆曲、绘画等领域坚持着自己的独特追求。

同样显赫的家世,同样的家族基因,却注定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与结局。不过,四姐妹之间一定相同的是,她们皆非庸常之辈。

她们各自有着鲜明的性格以及独立的爱情观、人生观,这些都源自于父亲张武龄的开明教导以及她们受到的完整优质的教育。而在那样动荡不安的年代,要让家里的所有孩子,尤其是所有女孩子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绝非普通家庭的实力所能企及。

张家之所以有足够雄厚的实力支撑,还要从四姐妹的曾祖父张树声说起。

在张树声之前,张家只算是下层士绅,土地没有很多,家族人员想要走上仕途也只能通过科举考试这一条路。但到了张树声这代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张树声曾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在李鸿章手下立下了赫赫战功,被朝廷封为「卓勇巴图鲁」。「巴图鲁」是清朝一种常见的赐号,因表示「武勇」之意,也称「勇号」,通常直接使用,不加别的字。像张树声这样前面加有其他字的,属于特称。他一路受到提拔,官至直隶总督。

由于张树声的缘故,张家积蓄了大笔的家产和不小的声望,由合肥县的下层士绅,一跃成为了当地的大户人家。

到了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这一代,虽然已不在沙场奋战,却任然凭借显赫的家世拥有了门当户对的亲事。张武龄的结婚对象,就是四姐妹的母亲陆英。

▲四姐妹母亲陆英,1916年摄于上海

陆英生于苏州一户大户人家,她的嫁妆足足准备了十年,送亲队伍更是有十条街那么长。

1905-1910年间,不仅合肥县,安徽全境都被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闹得民不聊生,「饥饿逼得人们铤而走险,抢劫成风」。而陆、张两家宁可冒着财产被劫的危险,也要不远万里联成门当户对之姻,当时对于门户要求之严格,对于包办婚姻之不可抗拒,可见一斑。

据金安平了解,充和父母的婚礼场面虽然壮观,但在热闹与体面的背后,新娘却有许多难以言说的酸楚。当时的新娘在结婚前都深藏于自家闺房,并不习惯抛头露面,对于即将到来的洞房之夜和婚后生活更是感到焦虑与不安。

陆英在婚礼上从头至尾仅有一个所谓的「体己人」,这个人就是娘家人花钱雇用的伴娘。除此之外,新娘再无一个可说话的贴心人,尽管如此,她仍然不能将喜怒露于言表。

向前追溯到祖母生活的那个年代,媳妇们必须严格遵守传统士绅阶层女性必须遵守的规范。据说,陆英本来与自己的家庭教师互相有好感,但养祖母「除了自己娘家或夫家的亲戚,不能见别的男客」。

以至于陆英在婚后一次回娘家的有意安排下,也仅仅是远远地看了家庭教师一眼,根本看不清容貌,却已不禁泪流满面。

步入老年之后,养祖母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她不想再让晚辈吃自己年轻时被包办婚姻的苦头和专制家长指定的「规则」的束缚。不会擅自对子女的婚姻做安排,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佛教徒而强迫充和也成为佛教徒,就连饮食上也没有半点特别要求。

几乎在同一时期,做了多年张家儿媳的陆英,也呈现出与那种随时陪在婆婆身边的标准贤惠媳妇不同的方面。比如她会定期去看戏,并始终认为自己的嫁妆不应属于张家。

她在死前将全部嫁妆送回了娘家,连孩子都无权拥有。当然,陆英并非对孩子们毫无考虑,她分给每一个保姆二百大洋,一来是对她们这么多年抚育孩子的付出表示感谢,另一方面,陆英也坚信保姆们会替自己保护好孩子,帮他们争取利益。

可惜的是,无论养祖母识修还是母亲陆英,她们虽然尝试迈出突破传统的脚步,却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宗妇」的形象。

所有的喜怒悲欢、反抗与尝试,都被家族、社会所冲淡,终于还是没能作为一个鲜活饱满的个人形象留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

养祖母离世后被动接受着千篇一律的虚伪丧礼:

「张家会雇用一个有过伤心往事的女人哭丧,希望她能自然而然地悲从中来……这个人声音洪亮,食量很大……充和当时 很小,她记得自己着迷地看着这个女人,哭了又吃,吃了又哭,有时还边吃边哭……充和的头发被剪断,穿上男孩的孝服,看上去像是识修的孙子。」

而四姐妹的母亲陆英,在死后则没有人能够清楚记得她的音容笑貌,只记得她营造的和睦家庭氛围:

「在张家人的记忆中,陆英始终令人难以捉摸。她是家庭的主心骨,众人的楷模,但却没有人能精确地形容她。她的子女还能回忆起她在世时的家庭氛围——祥和、宁静、无人有任何怨言。他们说那全是母亲的功劳。子女们记得她所营造的氛围,但却记不清楚她这个人、她说过的话或她的样子,他们的记忆无法落实。」

到了四姐妹这一代,她们终于无需被动嫁给门当户对却彼此互不相识的男人,无需再靠操持庞大家族的家务和生养众多儿女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甚至婚姻已不再是生活的必须。

她们乐于将时间倾注在自己的事业与爱好上,勇于打破传统,追求自由的爱情,即便是在苦难当中,她们亦显示出了足够的坚毅和隐忍。

▲前左起:元和、允和;后左起:充和、兆和

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四姐妹虽然不必再为传统所束缚,可以追求自我的实现。但接踵而至的战争、动乱、政治运动却无情地将她们裹挟其中。

在《合肥四姐妹》中,有不少的篇幅对当时风俗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从嫁妆的置办,到新娘的内心活动,都在体现出婚嫁习俗变迁的同时,映射出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观、爱情观的变化。

金安平从微观的家族琐事切入,通过四姐妹的共同回忆,铺展开一幅巨大的时代图景,将「老中国社会的风情和人事」重现。

哪怕只是在描写四姐妹母亲陆英持家有方,巧妙周转家族资金,也能够流畅地将世界大战的宏大背景植入其中。风俗变迁、战争动乱、昆曲的曲折发展,以及那些被载入或未被载入史册的大大小小的人物等,无一不被流畅巧妙地串连起来。

这本书从曾祖父张树声的故事开始,以四姐妹对这个时代的反思告终。通过对张氏族史的梳理以及对四姐妹人生的「昆曲式」的演绎,呈现出中国近百年间的社会历史、人物风情的背景和剪影。

回想四姐妹曾祖父张树声那一代,不少人像张树声一样凭借赫赫战功成为显贵。那一代人既有「振奋之气」,又有「忧危之怀」,这种不同于前人的勇敢与担当被金安平总结为「合肥精神」。虽然这里的合肥是指二十世纪初期的合肥县,而非今日意义上的合肥市,但这种精神却似乎成为一种传承在一代又一代「合肥人」的血液中流淌着。

2015年,张家小妹张充和于美国去世,「一曲微茫度此生」也许能够恰到好处地对她的一生进行总结,「合肥四姐妹」的故事也因充和的过世而落下帷幕。

随着张家的愈渐式微,四姐妹的一一离世,张家的辉煌告一段落,那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记忆的时代,似乎也宣告了最后的终结。

但是,在社会习俗、个人预期发生了巨大转变的背景下,仍然有人性中的光芒留了下来。

等时候到了,意义自然浮现。

女排欧冠瓦基弗银行0:3完败诺瓦拉,埃格努砍下30分隔网相对赢朱婷,如何分析?

女排欧冠联赛第二场半决赛的第一回合开打,在之前的另一场比赛中,来自意大利的科内利亚诺3:0完胜土耳其的费内巴切。


这第二场两支球队的当家主力分别是我们中国女排的朱婷和意大利女排的埃格努,俩人的隔网对攻也成为了比赛的一大看点,但最终瓦基弗0:3被横扫,应该是大多数球迷没有意料到的,也不敢相信会输成这样。

瓦基弗银行主场迎战诺瓦拉,首发如下:朱婷、罗宾逊、拉西奇、泽赫拉、斯洛特耶斯、奥兹巴依、奥格。当然,球队是拿出了最强阵容来应对的,不敢轻敌。

比赛一上来,诺瓦拉火力全开,反客为主,埃格努这点打得有声有色,但是主场作战的瓦基弗银行队二传奥兹巴伊简直梦游,朱婷另一边的罗宾逊下分困难,而接应斯罗特耶斯接近隐形,球队完全没有打出自己的正常实力,更不说球队的风格和特点了。


在广大中国球迷到场支持朱婷的情况下,本场比赛也只有朱婷的发挥是正常水平,她需要在后排接六轮一传,需要在前排进攻且全队基本就是一点攻,自接自扣的情况下还要被对手追发球,这样的情况让瓦基弗银行非常的被动。

而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主教练古德蒂都非常的垂头丧气,用人也很保守,可以说瓦基弗银行队已经在奔着0:3告负的结局走,而诺瓦拉这边却越打越顺,一度打到22:11领先,巴奇和埃格努等攻手连续得分。瓦基弗银行队大势已去,最终15:25大比分失利,0:3被来自意大利的球队诺瓦拉横扫!


这个锅当然不是朱婷来背,全场只有她在状态,其他球员根本就是梦游,所以瓦基弗银行0:3输了并不能说明朱婷不如埃格努,诺瓦拉本身就是强队,并非善茬,埃格努作为接应不需要接一传,全力负责进攻,而朱婷不同,她要接一传也是强力进攻点,一个人的力量根本就是无法抗衡诺瓦拉的。输了这一场,下一场客战压力不小,即便赢了也还有金局要打。



赛后统计上,个人得分方面,朱婷11分(35扣11中,全队最多的32个一传)、拉希奇7分(5扣4中3拦),斯洛特耶斯5分(18扣4中1发),诺瓦拉的艾格努30分(44扣26中4拦),巴奇14分(20扣10中3拦),齐里切拉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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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皇与皇帝,哪个地位高权利大?

地位高和权力大有一定关系,但不过说地位高的人权力一定大。这种事其实我们现在都还能见到: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日本这样的君主立宪国。我们不妨先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英国女王和英国首相究竟谁是最高领导人呢?日本天皇和日本首相究竟谁是最高领导人呢?如果从英国和日本宪法规定的国家元首而言: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是国家元首,然而作为君主立宪国的英国和日本的君主是虚位的,由议会选举中产生的多数派上台组织内阁,而国家的实际政务是由内阁负责的。如果从权力大小来看:英国的女王和日本的天皇都比不上首相,因为他们都不掌握实权。英国人甚至将其政治体制形容为“上下两院如果把女王的死刑判决书送到她面前,那么她只有签字的权力”。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尽管在政治上不掌握实权,然而其地位威望却是首相所无法比拟的:首相是要受一套政治运作机制制约的,如果首相违背了既定的制度程序就会遭受弹劾,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对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施政的不满。我们知道英国和日本的首相都曾出现过频繁更换的现象,然而王室却始终受到国民的崇拜——这种在国民精神意识领域的权威性是实际负责政务的首相及其政府班底成员所不具备的。

这是现代的例子,其实在古代地位和权力也可能出现脱节的现象。一般来说历史上太上皇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不妨以太后为例。请问太后和皇帝哪个地位高?哪个权力大啊?如果从中国传统的宗法礼制而言:太后身为皇帝的母亲在地位上是更为尊贵的,但在权力上可就不一定了。我们知道历史上有吕后、慈禧这种架空皇权的太后,但大多数时候政治实权是掌握在皇帝手中,也就说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地位崇高的太后其实是不掌握政治实权了。那么太上皇呢?如果单纯就地位而言:太上皇比皇帝更尊贵。至于权力大小就因人而异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是秦始皇嬴政,而秦始皇称帝时就追封自己的父亲秦庄襄王嬴楚为太上皇,不过这时嬴楚早就死了,所以嬴楚这个太上皇的封号是死后追封,他自己其实并没当过一天太上皇,自然也不可能和嬴政竞争权力大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活着成为太上皇的其实是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刘太公。相比之后历朝历代的太上皇而言:刘太公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他自己从未当过一天皇帝,汉朝刘氏的江山是刘邦打下来的,和刘太公没半毛钱关系。由于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有人活着成为太上皇的先例,所以如何处理刘太公和刘邦的父子关系是无先例可循的。事实上当时就有人认为刘太公是刘邦的臣子,就该给刘邦行君臣大礼,这人还煞有介事地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刘太公,结果刘太公还真就以臣子的身份跪迎刘邦。刘邦当然也觉得这事不妥,于是就册封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刘太公这个太上皇是没任何政治实权的:刘太公曾为自己的大孙子、刘邦的侄子刘信讨爵位,结果刘邦的回答是:“手提三尺剑争夺天下是我”。这话言外之意是天下是我一刀一枪拼着命打下来的,您只管安心养老就行了,最好不要插手政治。

刘太公尽管没政治实权,但在家族内部还是有话语权的。刘太公在被刘邦告诫后仍一如既往为自己的大孙子讨爵位,最后刘邦实在是拗不过自己的父亲,所有还是给侄子封了一个爵位。刘太公为大孙子讨爵位的行为纯粹是出于一个老人家关心儿孙后代的心理,实际上刘太公自己并没什么政治追求,刘邦也不可能让他掌握政治权力。在刘信封爵一事上得到满足的刘太公后来就再也不过问刘邦的用人行政事务。刘太公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活着成为太上皇的人尽管比起后来的太上皇们在政治地位上略显尴尬,但其实相比李渊、李隆基等人而言算得上是晚年幸福了。毕竟儿子是皇帝,虽不能插手政治事务,但小日子还是挺富足的。不过日子久了刘太公就开始念叨起家乡的老哥们儿了,年轻的时候日子虽然过得苦一些,但大家可以常聚在一起斗斗鸡、踢踢球,日子也算其乐融融。现在自己老了,虽然是享福了,却见不着往日的老哥们儿。栎阳宫里伺候的人不少,却没一个人能和他说说话,一起玩玩啥的,所以老太公心里觉得有些不是滋味。刘邦听说后就从全国各地找来能工巧匠,在工匠胡宽的带领下仿照家乡丰邑在栎阳重建了一座新丰城。刘邦为了让父亲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就下令直接让原来丰邑的居民全都迁居到栎阳,陪伴自己的老父亲。晚年的刘太公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情况下在一群老朋友的陪伴下逐渐恢复了年轻时的活力,斗鸡蹴鞠玩得不亦乐乎。公元前197年刘太公在栎阳宫去世,安详地结束了自己的人生,死后埋葬在万年县(今西安临潼区)。

嬴政的父亲嬴楚是死后追封为太上皇,刘邦的父亲刘太公是因为儿子当了皇帝而成为太上皇,像他们俩这种情况都属于孤例,因为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诞生过向他们这样的太上皇。后来历朝历代的太上皇无一例外都是从皇帝位置上退下来的,不过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迫退位,一种是主动退位。被迫退位的典型例子有唐高祖李渊、唐玄宗李隆基、明英宗朱祁镇等人。这种情况下皇帝在名分上仍要尊奉太上皇,不过实际上没人愿意当这样的太上皇,因为不仅有名无实,还被当朝皇帝时时刻刻视为重点监管对象,其实处于一种被软禁的状态。事实上现任皇帝这么做也是有足够的理由的——毕竟这样的太上皇是曾当过皇帝的,如今要他去当一个无权无势的太上皇,难保心里没打算复辟的念头。明英宗朱祁镇不就玩了一出多门之变吗?所以这种太上皇其实就是享受太上皇尊荣的高级囚徒而已。那么如果是自己主动退位的呢?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有宋高宗赵构、乾隆帝爱新觉罗·弘历。这种主动禅位的太上皇基本上都是名义上让位,但实权仍操之于手。据《朝鲜正宗实录》记载:嘉庆继位后乾隆以太上皇身份训政并明确下旨称:”朕虽归政,大事还是我办”。按说历史上的太上皇除了嬴楚和刘太公这两个孤例之外应该就分为主动退位和被动退位这两种情况吧,不过有时情况可能会相对比较复杂。

北魏献文帝让位于幼子(后来的北魏孝文帝),年纪轻轻就当了太上皇。官方正史的记载是:他因为信佛,所以如此。其实更接近于真实的情形可能是受其母后冯太后的逼迫。献文帝和冯太后之间并不是像吕后与汉惠帝之间、慈禧与光绪帝之间那种控制关系,而是一种博弈关系:冯太后的确拥有相当大的权势,但还没发展到将献文帝完全架空的程度,所以献文帝和冯太后围绕政治权力是存在一种博弈关系的。献文帝的退位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冯太后逼迫后的一种政治妥协行为,所以这种行为有被迫的因素,但最终做出退位决定的是献文帝本人,所以这又是一种主动退位的行为。献文帝退位后其实仍掌握着一定的政治权力,不过与他争夺权力的并非还是个幼儿的孝文帝,而是冯太后。所以献文帝这个例子在历代太上皇中也算是一个相对较为独特的例子,但不管怎么说他的权力肯定是大于年幼的小皇帝的。太上皇这种现象其实不只存在于我国,在受中华文明影响较深的朝鲜、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同样存在类似现象:李氏朝鲜王朝的太祖李成桂后来就是被自己的儿子李芳远架空成为太上王,不过李成桂曾一度出奔老家咸兴,于是朝鲜就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太宗李芳远实际掌握国家大权,但太祖李成桂在咸兴的自家府邸仍是相对独立的,李芳远的权力还无法覆盖李成桂在咸兴的府邸。李芳远对这种情况不放心,于是就不断派人去咸兴问安,结果去一个人就被李成桂杀死一个,以致于在朝鲜历史上留下一个”咸兴差使“的典故。在日本也存在类似情况:在日本天皇其实并无实权,实际意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幕府将军,而开创日本最后一代幕府政权的德川家康和他的儿子德川秀忠之间也有些类似于太上皇与皇帝的关系,不过德川家康是为使将军之位在德川家世袭的观念深入人心而主动退位,所以退位后的德川家康仍实际掌握政治大权。

原来《霸王别姬》当年还找了张卫健,这个戏到底换了多少人?

刚看到这个题目有种想笑的冲动,这是什么跟什么,趁热度想翻红也不能这样没底线啊

先不论这个爆料的真假,即使是真的,那请问张卫健能在剧中扮演哪个角色?今年张卫健的复出大戏《大帅哥》,依然不改其浮夸疯癫的表演方式,请问一部那么有内涵深度的电影,到底哪个角色可以适合张卫健的夸张搞笑?

《霸王别姬》在影史上应该是里程碑的一部电影,不管是导演还是演员,在当时都算顶配,且上映之后的效果也证实了这部电影真的很成功

众所周知,任何一部戏,即使是小成本小制作,也会给很多演员发通告邀请其来试镜,来确保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角色(当然带资进组,和有资源的除外,嘻嘻嘻)演员的选择上又是个双向选择的过程,导演中意的演员不一定有档期,演员看中的角色有可能导演感觉不合适

据传在拍摄《倩女幽魂》时,聂小倩的角色最开始导演心目中的人员并不是王祖贤,徐克导演认为王祖贤身材太过高挑,容颜英气,跟聂小倩的角色设定不符,但王祖贤却力争试镜,戴上妆试了一场戏后徐克立即拍板决定由王祖贤出演倩女幽魂,从而成就了我们心目中的聂小倩,再也无人可替代

而87版《红楼梦》黛玉的扮演者林晓旭据传刚开始心意的角色也不是林黛玉,而且宝玉的头号大丫鬟袭人,但后面导演感觉林晓旭的气质更适合林黛玉,而让其出演林黛玉,从而成就了一代经典

而当初《如懿传》前期筹备时,大半个娱乐圈都前去试镜,即使一个丫鬟的角色都争得头破血流,但也没见哪个演员试镜了之后就说那个角色本来应该是他的,也许张卫健当初接到剧照的视镜邀请(我感觉可能性基本为零),但去试镜和真正出演有时候隔的距离是一个银河系

而陈凯歌导演算是中国最顶尖的导演之一,他拍摄的电影,更是很多演员梦寐以求的机会,即使无片酬也愿意去打个酱油,真不知道张卫健有个底气说其由于经纪人的失误而错过《霸王别姬》

其实《霸王别姬》在开拍之前,陈凯歌导演对于程蝶衣的人选就心仪张国荣,也去找张国荣洽谈过,但张国荣说,对不起,我吸烟,而陈凯歌说对不起,剧本还没准备好,从而不了了之,这也就是大众热传的张国荣第一次拒绝陈凯歌

而当张国荣看到剧本后,就立马同意了出演,并且去北京找京剧大师学习了几个月的京剧,所以剧中程蝶衣的一举一动才那么惟妙惟肖

由于这部戏太过经典,江湖上一直有其很多传说,角色啊,幕后故事啊等等,但在小编眼里也许段小楼可以由姜文,尊龙扮演而同样大放异彩,但程蝶衣,小编不相信有任何人能演的比张国荣更出彩,甚至于蒋雯丽饰演的小豆子娘,巩俐饰演的菊仙,以及葛优饰演的袁世卿都是无可替代的

经典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他的无可替代,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和情怀,你可以炒作,但请不要榜上经典,消费情怀,也请不要不自量力,毕竟那些人在我们心里已是神一样的存在,你还没到可以替代的位置

最后放一张永远的程蝶衣,永远的哥哥的剧照镇楼,哥哥永远没人可以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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