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之后李定国两阙名王使得光复大明的形式一片大好，可南明内部却并不稳定！孙可望在李定国大胜后拒不发兵增援李定国进军湖南致使李定国无力继续收复失地，只能无奈撤军。而与孙可望的关系却低到冰点！之后孙可望降清清兵大举进攻云贵，存亡之际，李定国竟为“整顿”内部把刘文秀等久经战阵的大将调回昆明，削弱了同清方接境地区的防御力量，间接使刘文秀郁郁而终。同时在人事任用，军队部署上也连续犯错，导致明军不断兵败，沦丧贵州全境，令清军直扑昆明

到这时候李定国已经根本无力反击了！内部不稳定，实力不允许啊！南明后期满清对南明实际已经是实力碾压了！李定国能做的也只能是给南明续命而已了！

李定国能在短时间内“两蹶名王，震动天下”，而后期却逐渐败退，最终兵败磨盘山，仅仅是孙可望叛变这么简单？

导语：孙可望内讧失败、叛降清朝之后，李定国执掌了南明永历朝廷的最高权柄。此时，虽然由于叛徒孙可望把大西南反清基地的军事情况全部报告给了清军，致使形势明显不利于南明永历朝廷，但是，反清复明的大业还是能有一番大作为的。可惜，李定国在军政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导致了大西南反清斗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随着永历皇帝朱由榔逃入缅甸，被缅甸方面扣留以后，李定国、白文选多次率部进攻缅甸，意欲迎回永历帝，但是，几次军事行动都没有达到目的。最终在清军的威逼利诱之下，缅甸人把永历帝交给了清军。不久，永历帝被吴三桂勒死于昆明。这面反清复明的旗帜没有了，李定国闻讯呕血而死。从此，大西南的反清复明斗争走向失败。

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经过几年时间的休养生息，军力得以恢复和壮大。大西军的领军人物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放眼天下，决定与清军一决雌雄，恢复汉家江山。他们决策联明抗清，加入了南明永历朝廷。奉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为反清复明的旗帜，开始了英勇反击的大西南反清斗争，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新一轮斗争高潮。

1652年，在孙可望的主持下，以大西军为主的南明军队对清军发起了大反击。

大西军先是收复贵州，然后兵分三路：首先是李定国、冯双礼从贵州攻入湖南，几乎收复湖南全境；接着是刘文秀、白文选横扫四川；随即李定国率军进入广西，一路披靡，攻取桂林，逼死满清定南王孔有德，收复广西全省。

清廷在惊恐中派遣满清敬瑾亲王尼堪率满洲八旗劲旅从北京出发，前往湖南战场增援。

孙可望闻讯，就调令李定国率部从广西回援湖南战场。李定国率部返回湖南，在衡阳附近设伏，一举斩杀了满清敬瑾亲王尼堪，重创了骄横的满清八旗兵。

大西军凌厉的攻势，一度打得清廷摸不着北，使得清廷意欲放弃西南七省，与南明永历朝廷隔江而治。

就在这一片形势大好之际，孙可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私欲膨胀，野心陡起，一心想要取代永历帝，自己来当皇帝。他的图谋遭到李定国、刘文秀的反对。但是孙可望一意孤行，在大西军内部挑起了内讧，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内战，

在内讧中，倒行逆施的孙可望遭到大西军将士们的强烈反对；他众叛亲离，在内战中惨败，羞惭恼怒之下，孙可望投降了清军，把大西南反清基地的军事情报全盘献给了清军。

（孙可望画像）

孙可望以大西军及南明永历朝廷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叛降，当了可耻的叛徒，这件事对大西南的反清斗争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但是，南明方面并非没有机会，反清大业仍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但是，接替孙可望执掌永历朝廷权柄的李定国在军政方面的一系列失误措施，最终导致了南明永历朝廷的覆灭。

南明出自大西军的三大巨头中，孙可望善治国，李定国善用兵，刘文秀擅长抚恤士卒。三人各有各的特长。尽管李定国是南明最富天才的军事家，可他在治理国家内政、收拢人心、抚恤士卒方面却能力欠缺，远远不及孙可望和刘文秀。因为李定国执政以后，在军政事务方面举措失当，大失人心；最终导致清军在孙可望的指引下，乘机进攻。而人心涣散的南明军队在云贵地区基本上没有进行过上规模的抵抗，清军很快就攻取了贵州、云南。

懦弱胆小的永历帝逃往缅甸，后来被缅甸方面献给清军，惨遭杀害。李定国于滇西得知永历帝遇害的消息，吐血而死；南明就此终结了。

纵观李定国在后期执掌朝政以后的作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重大失误：

（1）.痛失广西.

为了迎接永历帝，李定国率精锐回师云贵，留在广西的兵力薄弱，清军乘机占领了广西。

广西丢失之后，后果非常严重。

首先就是从此隔断了永历朝廷与广东反清义师及郑成功、张煌言等抗清势力的联络，致使抗清力量处于无法东西呼应，只得各自为战的被动局面。

其次，清廷得到广西，就为以后清军三路大军进攻贵州、云南，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

李定国离开广西，营救永历皇帝

（2）.处理孙可望内讧的善后事宜，举措极其失当。

李定国对孙可望的亲信旧部没有加以争取、团结，而是直接以军事进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

孙可望败窜后，李定国本可以用永历朝廷的名义，对孙可望的亲信将领进行赦罪招抚；但他没有这么做。李定国亲自率军进攻迤西，打败了这些人，把他们全部处死了。

在大敌当前之际，以内讧中的罪过来严惩孙可望的亲信部将；从争取和团结内部力量，尽量减少损失的大局出发，李定国的处理方法，无疑是有欠妥当的。

（3）.整顿军队方面，厚此薄彼，对孙可望的旧部多加歧视。

孙可望虽然投敌叛变了，但是跟随他叛逃的只有几百人，连一个重要将领都没有。实际上，作为孙可望旧部的大批将士们，在关键时刻都是胸怀大义、很识大体的。他们虽然兵力强大，却不愿打内战，纷纷投向了李定国一方，抛弃了孙可望；这才使李定国在内战中获胜，挽救了南明永历朝廷。

因此，李定国在整合军事力量的时候，绝对应该一碗水端平，丝毫不能有所偏向的。

可是，李定国却胸怀不宽广，厚此薄彼，采取了不少歧视孙可望旧部的做法。比如：孙可望封秦王，李定国封晋王；李定国就把自己的军队称为“晋兵”，而把归附的孙可望旧部呼之为“秦兵”。诸如此类的歧视，使得孙可望的旧部将士大为不满，“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4）.破坏团结，排挤刘文秀。

刘文秀是原大西军中的第三号人物，一向擅长安抚地方，抚恤士卒，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孙可望叛逃以后，刘文秀被派去追击。虽然没能抓住孙可望，但是，刘文秀安定了贵州、四川、湖广的军队，稳定了当地的军心和民心；并且积极组织反清前线的防御工作。

随后，刘文秀上书请求永历帝移驾到贵阳。以便振兴士气，便利指挥，还能体现出南明朝廷的进取精神。永历帝同意了刘文秀的提议，让礼部选择良辰吉日，准备移驾前往贵阳。

当时，李定国正在讨伐盘踞永昌的孙可望亲信王自奇，听说了永历帝同意刘文秀迁都贵阳的建议，李定国很是不满。立刻上书永历帝，以自己有病为理由，请求永历帝同意自己解甲归田。

永历帝当然不会同意。他对李定国百般抚慰挽留。于是，李定国要求永历帝把处于四川、湖南、贵州的一线将领全部召回昆明；于是，刘文秀迁都贵阳的提议就此被放弃了。

从军事形势上来看，刘文秀的建议是正确的。但是，李定国认为永历帝生性怯弱，距离敌人越远越好；而且迁都贵阳，必然要加重云贵地区人民的负担，这种考虑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李定国在取代孙可望之后，对抗清大局缺乏全面考虑，注意力过多地放在巩固自己在永历朝廷中的地位上面。由于刘文秀招抚安定了贵州、四川、湖南的军队，而李定国的亲信部队则大部分都驻扎在云南；因此，李定国担心永历帝一旦迁都贵阳，刘文秀的地位就会凌驾于自己之上。

李定国不但阻止了迁都贵阳的计划，而且，他还要求永历帝召回了刘文秀。这是李定国在南明后期最大的失策。

因为清廷此时正要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来降的有利时机，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云贵川地区；而李定国却心存芥蒂，把刘文秀和处于一线的南明将领调回大后方昆明，严重地削弱了反清前线的指挥力量。造成后来清军一路畅通无阻，基本没有遇到明军的什么抵抗。

刘文秀被召回，失去了兵权，内心非常苦闷。他对李定国一些目光短浅的军政举措甚为不满，甚至于私下对人说：“退狼进虎，晋王必败国。”

不久，刘文秀因病死去。他临终前上书朝廷，建议一旦形势不利，务必迁往四川，再图复兴。刘文秀还把自己集聚的窖金一十六万，全部拿出来充当军费；由此可见，刘文秀是一心盼望南明复兴的。

刘文秀虽然在战功上不如李定国，但是刘文秀擅长安抚工作，深得军心。如果李定国能够与刘文秀精诚团结，一定会再度复兴南明的抗清事业。可惜，在李定国的猜忌排挤之下，刘文秀郁闷致病而死。

（5）.未能加强战备，及时部署军事力量，应对清方必然乘机发起的攻势，结果，错失战机。

清廷利用南明内讧、孙可望投降的机会，兵分三路，由湖广、四川、广西出兵，对西南地区进行大举攻击。

1658年，当清军出动之初，李定国不但没有料敌先机，及时应对；反而为了稳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不断整肃内部。先是征伐孙可望在云南的心腹将领；接着又把刘文秀及贵州、四川的前线将领全部调回了昆明，致使与清军对峙的前线明军失去了统一的指挥系统。

清军三路进军贵州的实际行动开始于2月25日，李定国到7月才从昆明率军进入贵州迎战，耽误战机长达半年之久。与此相关的是，在总体上南明兵力已处于劣势的时候，要打破清军合剿，只有趁三路清军相距尚远之机，集中兵力击溃其中一路，方可赢得战略上的主动地位。由于李定国军事行动过于迟缓，错过了最佳战机，致使明军节节败退，清军进展十分顺利。

当清军三路大军已经会合之后，南明军队在战场上已经无法击退敌人的进攻了。

（6）.信任奸佞马吉翔，放弃转进四川的计划，退往滇西。

当明军全线败退，李定国下令弃守贵州之后，永历朝廷就认为清军必然要大举进攻云南。云南必然不保。于是，大家就开始商议迁都之事。

最后，永历帝与李定国决定迁都四川。可是，这个计划被奸臣马吉翔给破坏了。

马吉翔原来投靠孙可望，极力撺掇孙可望自立为帝；孙可望兵败以后，马吉翔本应受到严惩。可是，马吉翔竟然靠着一身吹捧拍马的本领，赢得了李定国的欣赏和信任。

马吉翔与四川的南明大臣文安之有过节，他认为迁都四川之后，文安之必定会执掌朝廷大权，而自己的靠山李定国必然要经常出兵在外打仗；那么，就一定不会有自己的好果子吃。

于是，马吉翔会同李定国的亲信幕僚、云南人金维新，对李定国进行劝说。李定国对二人很是信任，在他们的巧舌如簧之下，李定国果然改变了主意，决策向滇西撤退。派行营兵部侍郎龚应祯赶到赵州，请永历帝前往永昌。

永历朝廷的文武官员听说朝廷变更了方针，由入川改为西撤，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先后脱离朝廷，寻找避难藏身之处。其他的人也大都在心理上动摇了。破坏了李定国磨盘山大战计划的文臣卢桂生，恐怕就是在此时开始萌生了投降清军的念头的。

（7）.撤退计划毫无章法，一离开昆明，再也无法联系和指挥贵州、云南、四川各地的南明军队

李定国仓促向滇西撤退，永历帝更是一直逃进缅甸境内，这直接导致云南、贵州、四川各地的南明军队群龙无首，失去了统一的指挥，无法采取一致行动，来抵抗清军的进攻，造成了清军一路行军畅通无阻的局面。

李定国在撤退途中也无法指挥各地的明军，以致于在他军事生涯的最后绝唱——磨盘山血战之时，李定国身边仅仅只有6000余名精锐亲军能够投入这场大战。

永历朝廷撤往缅甸境内，对于群龙无首的明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许多将士都丧失了斗志，在清军的引诱之下，纷纷投降了清军。像猛将马宝、王会、高启隆等人，都是这个时期投降了清军。这些猛将都被吴三桂笼络住，在吴三桂起兵反清、发动“三藩之乱”时，他们又重新冲锋陷阵，重创了清军，让康熙皇帝也极为头疼。

所以说，李定国仓促退往滇缅边境的决策是非常失误的。如果他听从刘文秀的遗言，撤往四川，集结各地明军，振作士气，依靠这些百战猛士，再联合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的大顺军余部，一定是能够再起风云的。

结语

南明永历朝廷的灭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如果没有大西军的加入，永历朝廷早就覆灭了。正是大西军这支战力强劲的生力军，才让永历朝廷的寿命延长十来年。如果孙可望不利令智昏，非要当皇帝；如果李定国最后能够团结刘文秀，善待孙可望的旧部，南明的反清斗争还是会大有作为的。

李定国和郑成功为何难以实现联合抗清？

李定国和郑成功是明末清初时期致力于抗清的两位杰出将领，他们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西南战场和东南战场上给了清廷巨大的杀伤。南明诸多将领中，清廷最为忌惮的就是他们两个。在抗清过程中，郑成功主动在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联络永历政权合作抗清，“藩遣效用官李景往广西约会师期”，此后双方便通信频繁，但是在具体合作上却雷声大雨点小，所谓的“郑李同盟”终郑成功、李定国一生都没有实现会师抗清的目标。

郑成功和李定国不能实现合作抗清，论者多归咎于郑成功并非真心抗清，并且在与李定国联络期间还和清廷展开谈判，给人一种两边跳梁的印象，似乎“拥明”的表象下，有行私下割据之想法。在这方面我是持反对意见的，就我认为郑成功所谓的“和谈”，只是以谈判的名义，先扩大自己的实力，更好的反抗清廷。细看谈判过程，就会发现郑成功的要求不断加码，从索要三府做为屯兵之地再到三省地盘以养兵发展成要像高丽、朝鲜一样做藩属国，实际上只是郑成功为了防止和谈成功而采取的步骤。

而郑成功对待和议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将计就计，权措粮饷，以裕兵食也”，因为在谈判前，清廷攻破中左卫（今厦门），掠走了大量郑氏集团的财富，“运我黄金八十万，银百万云云”，在和清廷虚与委蛇的谈判中，郑成功利用这个机会不断征集兵食和饷银，史书记载比比皆是，缓兵取饷的目的非常明确。

《从征实录》：以和议故，分遣各勋镇就漳、泉派征乐助兵饷，遣督饷都督黄恺追晋南地方饷二十万。

《从征实录》：遣中权镇黄兴、前冲镇万礼统领辖镇进入龙岩地方，征饷二十万。

《从征实录》：遣前锋镇赫文兴、北镇陈六御、右冲杨朝栋等率辖镇往惠安、仙游等地方，征饷三十万。

郑成功打着谈判的旗号，公然在漳州、泉州等处征饷，而清廷的福建官员害怕自己被扣上破坏和谈的大锅，面对郑成功肆无忌惮的征取财富，只能干瞪眼，所谓“藩（郑成功）分遣各提督、总镇就漳、泉、福、兴等地方派兵助饷。以和议未定，虏兵无敢阻抗，追遣益力”，等到后来连清廷都知道受了郑成功的蒙骗，反对与郑成功和谈的声音越来越大，清廷最后只能决定以武力征服郑成功。

《清世祖实录·卷八十三》：福建提督总兵官杨名高奏言：“郑成功虽经就抚，而奉诏不恭，衣冠如旧，且纵兵焚掠，侵扰延建等处，情甚叵测。”

所以，综合史料来看郑成功的反清立场并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对配合李定国确实也很不热心，就比如在永历八年（1654）的九月初，李定国去信要求郑成功发兵南下，与其一起攻打广东新会，使义军形势连成一片，在信上希望在十月十五日之前会师，但是郑成功偏偏在十月十九日才让辅明侯林察、闽安侯周瑞发水师增援，次年五月才到达指定位置，但当时新会战役已经结束，李定国已被清军击退，这样的配合实在失之于敷衍。

在新会战役会师失败后，郑成功致信向晋王李定国致歉，讲到自己不能如期会师，“某实有罪焉”，但是细看这封信却有坑害李定国嫌疑，以下展示重点段落。

《闽海纪要·卷一》：今援粤之精锐已悉来闽，且檄援全粤水陆与某对衡，则粤东势必空虚，乘机袭取，正其时也。

歌词大意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清军的精锐已经被我吸引到福建去了，老兄在广东好好发展。这就有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嫌疑了，从《清世祖实录》来看，此时清军在两广、湖南地区为了镇压永历政权可是驻有重兵的，“今湖南、两广俱有重兵”，事实上为了阻止李定国攻占新会，清廷在本次战役中调动了朱喇嘛江宁驻防八旗军和耿继茂、尚可喜的全部汉军，据史料显示甚至还有黑龙江的索伦军参加了对李定国的攻势，“定国悉其精锐据山谷，列象炮拒战，我索伦劲骑突阵，溃之”。所以，对于李定国来说，郑成功这个盟友真是比较坑的，就比如说新会战役，郑成功的表现就是“事前不积极，事后大忽悠”。

我认为郑成功之所以不愿配合李定国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郑成功热衷于北上战略，而李定国先占广东计划与其战略有一定冲突。

其实细看郑成功集团的整体战略，其实就是分四步走，以闽粤为根基、夺取金陵、划江而治、夺取京畿，而在实际行动上，也反映出郑成功对北上战略的热衷，具体行动有1654年郑成功支持张名振三入长江、1655年派忠振伯洪旭、及陈六御等远征舟山、1658年的戊戌北征（途遇风暴，未果）以及1659年的大入长江（此次北征对清廷震动最大）。估计在郑成功眼里看来，广东地处中国南方，即便是配合李定国占据广东成功，北上之旅也是困难重重，如果能一举攻下曾经做为明朝南都的南京城，夺取清廷赖以补充饷源的东南地区，形成割据之势，趁机北上直捣南直隶，岂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很显然北上攻取南京对郑成功更有诱惑力，当然不愿意将兵力配合李定国从广东展开攻势。

而郑成功的割据长江战略和永历政权部分高层也是一拍即合，并取得联络。比如说当时的秦王孙可望当时有“慨然经略中原之志”，让刘文秀率兵出师东伐，“诏以刘文秀为大招讨，都督诸军，出师东伐”。而据史书表明，张名振北入长江就是要和孙可望一起执行攻占长江流域的计划，张名振军在进入长江流域后，抵达金山题诗，上有“予以接济秦藩，师泊金山”之语，很显然这个秦藩便是指孙可望。由此可知，孙可望很可能和郑成功达成了北入长江的协议，对于李定国的直下广东不上心，也在情理之中。

二、永历政权内讧愈演愈烈，让郑成功缺乏与永历政权合作的信心，但利用永历政权牵制清军，达成其战略目的的意味非常明显。

就在1655年（注意这个时间点，新会战役正在展开），郑成功接待永历政权的来使后，得知了永历政权内部严重分裂的事实，这就加深了郑成功对永历集团的负面印象，从其言语中就可以看出来。

《台湾外纪·卷八》：当此之际，内无贤相匡其君，而运筹帷幄乏其人；外有骄将，兵无纪律；又不积储粮饷以足兵食，谋扼险阻以图恢复，而乃恃功互党，致使英雄失望，人心瓦解，何以望中兴哉？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到郑成功对永历政权态度非常消极，既然他认为自己的盟友不靠谱，当然不会全身心的与李定国合作。但是，为了自己的北上战略，要利用永历政权来牵制清军，所以要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永历政权联络。事实上郑成功之所以于顺治十六年选择大入长江，就是打探到清军主力忙于消灭永历政权，想趁东南空虚，一举占领南京，“时江宁重兵移征云、贵，大半西上，城大守备空虚”，要不是郑成功大意兵败，战略几可达成。所以，郑成功在永历九年（1655）之后，郑成功一心只想利用永历政权，更不可能与李定国真心合作了。

《圣武记·国初东南靖海记》：成功闻王师三路攻永历于云、贵，乃大举内犯江南，以图牵制。

综上所述，郑成功和李定国之所以不能真正实现联合抗清，不但因为战略方向不同，而且郑成功也不信任永历政权。随着战局对永历政权越来越不利，永历政权逐渐被压缩至云南，双方联络更为不便所谓的联合就只能成为画饼了。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圣武记》、《永历纪年》、《从征实录》、《明季南略》、《闽海纪要》、《台湾外记》、《小腆纪年附考》、《北游录》

南明文有史可法，武有李定国，为何只坚持十几年就被清朝灭掉？

《军武次位面》为您解答，欢迎关注我的头条号。

我们一个一个看题主描述的南明的擎天之柱都是什么人：史可法，在私德上无可挑剔，但是无论从政治视野上，还是工作能力上，都相当一般。史可法在南明建元之前的职务是参赞南京兵部机务尚书，尽管名头很大，但是作为守备南京的“影子内阁”，整套班子在有明一代都处于基本混吃等死的状态，被人戏称为“吏隐”。在南明“立贤”、“立亲”之争中，史可法既举棋不定，又左右摇摆，更是将自己的把柄交到了政敌马士英手中，面对着拥有“定策之功”的江北四镇与马士英，从南明建元之初史可法就成了跛脚虾，不得不出镇扬州。在督师扬州期间，史可法不仅没能成功制约江北四镇，反而耗费巨额公帑数百万去填军阀的欲壑，结果可想而知，全砸了水漂。面对着南下的多铎大军，史可法也没能表现出应有的指挥水平，连身边的将领都直言：“督师方寸乱矣，哪有百里之地，如许之晌，而一日三调者乎”，最后被清军轻易破城。史可法最光辉的时刻，笔者认为一是最后在南京城郊燕子矶上的“面南八拜、长跪当哭”，二是扬州城破后的誓死不降、英勇就义上。别的，实在是乏善可陈。

左良玉、高杰、刘良佐，这三位不仅算不上英雄豪杰，有的连军阀都不算，就是一伙投机分子。左良玉部早在崇祯年间被大顺军屡次击败后就有听调不听宣的趋势了，南北交通基本断绝后更是成了湖北的独立王国。多铎大军与大顺军同时南下的时候，左良玉一方面忌惮李自成的兵锋，一方面又对马士英等人攫取“定策之功”极为妒忌，竟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同多铎同时向南京进军，一路烧杀抢掠，不仅自家经营的湖北老巢丢了个精光，还使得南明政府应对失据，不得不分兵阻拦左军东下。弘光皇帝被清军俘获后，左部又在左良玉之子左梦庚的率领下迅速叛变投敌，成为帮凶；高杰、刘良佐，加上黄得功、刘泽清，这四位是著名的“江北四镇”，在崇祯年间已成地方军阀，而在南明建元之时站对了队，势力迅速膨胀，何止“尾大不掉”，简直有凌驾偕越之势。清军南下之时，四镇之中只有黄得功进行了认真抵抗，算是尽了最后的责任，其它三镇皆迅速投敌。此三镇从清军杀入江南后依然不改其军阀的无耻本色，诸如刘良佐部屠嘉定、李成栋部屠广州都是以上“南明栋梁”的“杰作”。

有南明一代，真正值得钦佩、堪称南明最后擎天之柱的人并不多，文可有联合大顺军抗清的堵胤锡、力图从海路恢复江南的张煌言，武可有两蹶名王、到最后还能打出磨盘山战役差点干掉吴三桂的晋王李定国，还有一门三代抵抗清军一直打到1664年的李来亨、郝摇旗、袁宗第等人，可惜这些人要么始终在南明的党争内斗中处于边缘地位，要么由于其农民军的出身始终不被重用，乃至被排挤压制，这真的是“玄武湖中风浪起，嗖嗖，虎踞龙盘一夕休”。

如果郑成功和李定国联手，能保住明朝的半壁江山吗？

我是老威，我来回答，只针对问题本身，不做过度解读。

历史上，李定国是一个难得的将才，1652年，他从出兵湖南，连续斩杀了清朝两个王，定南王孔有德和亲王尼堪，一时间清廷震动，打出了明军的士气，一时间，南方收复有望。然而由于内讧，使得李定国功亏一篑。

郑成功是民族英雄，收复台湾是他最大的历史功绩。历史上，郑成功也曾经差点攻下南京，收复半壁江山。

可以说，南明的局势，他们两个人最有希望能够挽回。历史上他们也曾经有过合作的机会，但是由于机缘问题，两个人没有同时进攻，使得这次合作没能成功。

如果他们要联手的话，很明显李定国负责陆战，郑成功负责水战，李定国负责攻城略地，郑成功负责骚扰，沿海一路骚扰上去，一直骚扰到北京，这样李定国在南方就容易得手了。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吧。

他们联手的话，虽然不一定能够抗住南明，但至少，南明能多抗住几十年，或许也有南北划江而治的可能，这样汉民族在当时就还能留下一些生存空间了。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我的结论就是他们联手，南明半壁江山，至少有七成把握能保住。

南明永历朝的时候，孙可望跟李定国之间的矛盾，实质原因是什么？

实质原因就是权力斗争

李定国则坚持要联明抗清；而且，加入南明永历朝廷以后，李定国就抛弃了农民军的立场，矢志不渝地效忠永历皇帝。李定国对永历皇帝的忠诚，让孙可望大为不满。农民起义军领导人之间固有的倾轧因素。

这一方面，远的不说，孙可望、李定国的上一辈中，李自成杀了罗汝才；张献忠与李自成相互都想除掉对方。作为大西农民军的高级将领，孙可望与李定国也不例外。从张献忠时期开始，孙可望就位居诸将之首，是领头大哥；可李定国对孙可望一直是不服气的。联明抗清以后，孙可望主持大政，对清军展开大反击。李定国“两蹶名王，天下震动”，从此，李定国声名卓著，风头甚至达到了与孙可望并驾齐驱之势.

南明将领李定国到底有何丰功伟绩，为什么到现在都被一些西南人民奉为神灵？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李定国生平简述一遍你就明白这是为什么了。

李定国（1621—1662年），字鸿远、宁宇，明末清初著名的农民起义将领，南明时期名将，是明末清初杰出的抗清将领之一，民族英雄。陕西延安人，一说榆林人。张献忠义子，封为安西将军。南明时期封“晋王”。隆武二年（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与孙可望等率部联明抗清。李定国富有远见、胆识非凡、英勇善战。在镇守云贵之时，爱民如子，被云南人视为滇中脊梁！死后奉为神！

李定国出生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崇祯三年（1630年），朝廷田赋税重，灾害连年，民无生计，因生活艰难，李定国父母在贫病中早亡。为了生存，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就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见李定国相貌不凡，便收他为养子。张献忠共有四个养子：即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和艾能奇。从此，李定国开始跟随张献忠习文学武，转战四方。

经过十多年的磨练，李定国已经成长为军事过硬、智勇双全的青年将领。李定国有一个长处：就是用功勤奋，不耻下问。没有弄懂的事情一定要弄懂才肯罢休。另外还喜欢与有才能的人交朋友，为人坦诚，平等待人，在军中颇具威信。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21岁的李定国跟随张献忠在河南、湖北一带转战。在攻打襄阳时，因襄阳城坚固险要，若用强攻，伤亡必大。李定国乔装成明军差官，带着20余骑连夜赶到襄阳城下，大声斥责守城士兵开门，守城将士见来人趾高气扬、不敢怠慢，打开了城门。张献忠大队人马趁势进入城内，攻占襄阳后，明大学士、襄阳督师杨嗣昌所储的十余万军资粮草，皆为农民军所得。张献忠军备因此有了很大补充，军力大增。所以襄阳大捷是起义军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春末，李定国随张献忠入四川，李定国率本部破夔门（今属重庆奉节）、陷涪陵、占重庆。一路风卷残云，所向披靡。八月，李定国率本部一路攻入成都。冬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年号“大顺”。李定国因军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后为安西王），监管16座军营。这年李定国才24岁，史书说李定国身高八尺，相貌俊伟，做事合度。在大西军中尤以宽容、仁慈闻名，由于李定国作战勇猛，时常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所以人称其为“小尉迟”、“万人敌”，李定国因此成为大西军中智勇双全的名将。世人称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四将军”，他们四部人马构成了大西军的四大主力。

顺治二年（大顺二年，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朱由崧）政权灭亡。清廷派满洲镶白旗人何洛会为征西大将军，打算自陕西攻四川，由于受到李自成余部的牵制未能成行。由此坚定了张献忠抗清决心。当时，大西政权与“两面四方”作战。所谓“两面”：就是张献忠要面对南明政权（明朝残余）和清朝政府两个方面的威胁。所谓“四方”：就是原明朝余部川陕总督樊一蘅，南明政权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川湖云贵总督王应熊，清朝肃亲王豪格、吴三桂以及四川地方豪强的四个方面的攻击。顺治三年（1646年）冬，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中箭身亡。

张献忠死后，为避开清军锋芒，保存剩下的有生力量。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冯双礼等带领在危难中收集起来的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向南转移。腊月，他们在重庆行军途中，遭到明军曾英部的阻击，当时，大西军余部已断粮十余日，仅靠购买的少量粮食和野菜充饥。面对险境，李定国决定率军作为前锋趁夜先行从重庆北强渡长江。南明总兵曾英尚在江防布置，遭到李定国的突然打击，猝不及防被杀，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在重庆，李定国与四位将军商议，处死了唆使张献忠妄杀四川军民，久遭军中积恨的大西政权左丞相汪兆麟。李定国等乘胜进抵綦江，继续向贵州遵义方向转移。

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大西军由遵义继续向贵阳进军。三月，李定国作为前锋，连克贵阳、定番州（今贵州惠水县）、永宁州（今贵州关岭县）等地，贵州西部诸郡望风而降。此时孙可望与李定国产生分歧，李定国主张：西进云南，联明抗清，深入云贵，站稳脚跟，俟条件成熟，然后东出湖广（今湖南湖北），北定中原。孙可望原不打算联明，见李定国说得在理，只好同意。由于孙可望是张献忠的大养子，被大伙推举为主帅，联明抗清局面开始形成。四月，孙可望、李定国率大西军开进昆明，城中百姓万人空巷、出来迎接。四将军分别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沐天波是明开国功臣沐英的十一世孙，是明朝世镇云南的最后一位“黔国公”。

此前的顺治二年（1645年）九月初，云南武定土司吾必奎发动叛乱，声言：“朱皇帝都没了，哪还有什么沐国公”。叛军先后攻下大姚、定远、姚安，云南震动。九月，沐天波急忙调集石屏土司龙在田、嶍峨土司王扬祖、蒙自土司沙定洲、宁州土司禄永命、景东土司刁勋等部一举击败叛军，活捉了吾必奎及其党羽。没想到，沐天波前脚驱狼，后脚来虎。腊月初一日，蒙自土司沙定洲反叛，亲自率领士卒攻进黔国公府，得到了沐国公府里的所有珍宝，同时分派部众占领省城昆明各门和要道。史称“沙普之乱”。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二月，大西农民军在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下，赶走了沙定洲。沙定洲退回阿迷（今云南开远）后，屯兵在地势险要的佴革龙(今云南文山县德厚)，与副手万氏分险据守。命部将汤嘉宾、陈长命、铁老虎等人在佴革龙外围各据一山立营。他们之间相距数十里，互为犄角之势。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孙可望令李定国攻取沙定洲。李定国来到开远，与沙定洲相持数月，沙定洲认为李定国不过如此，便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情绪，其实沙定洲哪里知道，李定国由于不熟悉这里环境，风土人情。表面与沙定洲周旋，实际勘察地形、侦查敌情，顺便了解当地百姓情况和需求。

一天沙定洲、万氏等人在汤嘉宾的兵营饮筵。被李定国侦知，立即率兵将汤嘉宾的兵营围住，但就是不去攻打营寨。李定国将敌营用木栅围住，切断其水源。重点攻打来援之敌。也就是兵书上说的“围点打援”。沙定洲援军受到重创，当然不敢轻易再来。沙定洲、万氏、汤嘉宾等人见援军不到，又干渴难耐，只得率兵突围。谁知刚接近木栅，就被大西军用箭射倒了一大片。几天后，沙定洲支持不住，只好率众出降，被李定国押往昆明交黔国公沐天波后处决。

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军攻占了湖南，继而又攻占了桂林，南明大将瞿式耜被杀，永历政权的处境日下。朱由榔由肇庆逃到梧州又逃至南宁，手边无兵可派，只有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明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1651年）初，南明昭宗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犹不受”。后封秦王方肯接受，驻守贵阳。李定国则封“晋王”，镇守昆明。

李定国在云南天天操演兵马，一年多时间就练出了3万精兵。同时，他托人在缅甸等地买回了几十头大象，组成大象队，聘请专人负责训练。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宾）进攻川南贵北；企图夹攻贵阳。三月，李定国写信提醒孙可望注意加强军备。孙可望则命李定国、冯双礼组成东路军，率8万人向湖南攻击；刘文秀、王复臣等组成北路军，以6万人向北攻击四川。北路军进展顺利，收复川南部分地区。东路军在李定国带领下攻克了沅州（今湖南黔阳）、靖州（今湖南邵阳），杀死清军总兵杨国勋，清军主将沈永忠退守湘潭。

李定国在靖州武岗得知广西桂林防务空虚，决定分兵南下。六月，李定国兵分三路，右路军重点夺取桂林以北的重要据点严关（今桂林兴安）；左路军重点夺取全州及附近要冲；自己亲率中路军直取广西重镇桂林；左路军完成任务与右路军、中路军在严关汇合；原来清军得知李定国挥师南进，忙收缩兵力回援。清军、大西军在严关附近遭遇，双方展开大战。那天雷鸣电闪，大雨滂沱，双方正杀得难解难分之际，李定国命大象队参战，这些庞然大物是清军没有见过的，自然心惊胆颤。大象军横冲直撞，搅得敌阵大乱，清军尸横遍野，活着的不敢恋战，没命地向桂林城逃去。李定国乘胜追击，跟着清兵进了桂林城。清军主将、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定国则继续南下攻克柳州，向东攻克梧州、永州（今湖南零陵）、衡州（今湖南衡阳），转北直逼长沙。长沙巡抚金廷献吓得从长沙逃至郫州（疑是荆州），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

李定国军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徐霞客的儿子、明末江阴隐士李寄曾说：“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指在长沙），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李定国的节节胜利，清廷大为恐惧，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驻长沙，十月，又派皇族敬谨亲王尼堪等率十万大军来攻。此时李定国在衡阳一带转战。双方在衡阳城外展开大战，杀了四天四夜未见胜负。李定国知道对方兵多势众，久战对己不利。便设下埋伏，佯装败退。诱敌来追。尼堪果然上当，尼堪和几个清朝贝子在层层包围中战死，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明末思想家黄宗羲赞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此后一年多时间，李定国共击溃清军数十万人。孙可望见李定国功大，心生妒忌，早先就在联明抗清问题上与李定国发生过不愉快。于是决定亲自来到前线打个漂亮仗提升自己声望。然而，大西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在保宁（四川阆中）作战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牺牲。孙可望克扣李定国军饷，还准备在沅州将李定国扣押，接管李的全部军队。李定国得知消息，不愿与孙可望闹翻，因为那样会对来之不易是局面造成重大损失，李定国将大部兵马留在衡阳，自己带少量军队退守南宁。孙可望非常恼恨，但又无可奈何。孙可望认为李定国重点防守不能保全到手城池土地。便将军队分散各地驻防，由于兵力分散，战不能战，守不能守，容易各个击破。不久，清平南王尚可喜派水陆舟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李定国等大西军将士取得的大好局面，就这样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李定国因兵少，无力与敌正面作战，只好退到南宁。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正月，李定国进入安龙（今贵州安龙），接永历帝朱由榔住昆明。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后很快就自食恶果，10万明军与清定远大将军屯齐带领满汉主力在宝庆作战中兵败，伤亡颇众，不得已逃回贵阳。孙可望不思己过，将气撒在李定国身上，认为这是李定国见死不救造成的。认定李定国接走永历帝是拆自己的台，坏了逼朱由榔禅位自己称帝的好事。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八月，孙可望医治好创伤，亲率10万大军向驻守云南的李定国发动大规模地进攻。

当时，李定国只有3万，其中大半还是未训的新兵。双方力量悬殊，李定国决定采取诱敌深入之法，诱使孙可望进入山区埋伏圈。孙可望一路未遇抵抗，兵不血刃就攻到了曲靖附近的交水河畔。正在庆幸自己“勇猛无敌”时，前军突然大乱，原来前锋大将白文选不愿内战，弃军投奔了李定国。孙可望大怒，自己亲自指挥前锋强行渡河，部队渡到一半时，李定国军发动突袭，双方展开混战。白文选率本部5千铁骑冲杀过来，孙部左军主将马唯兴率本部阵前倒戈，与白文选联兵直抄孙可望后路并高喊：“欢迎晋王”！“归顺晋王”！孙可望一败涂地，又见军心已变，不敢恋战，拔马便逃，十万大军仅剩50余骑随其逃走。

孙可望逃回贵阳，贵阳守将不予接纳。失败沮丧、无家可归迫使孙可望怒火日盛，便跑到长沙投降了清朝，打算借清兵复仇。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孙由长沙进京陛见顺治帝。清廷封他为义王，赐银两次共—万二千两。后因用驿传（驿站传递文书）从上海接其弟孙可升到北京、放债获利等事件遭到清廷言官的弹劾。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1660年）冬月，孙可望落得个“随出猎被射死”的下场。也就是满人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死了。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出了西南地区的地图，并且告诉了南明军的具体情况，清军摸清了李定国的底细。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数十万大军分别从四川、湖南、广西重压过来。贵州、云南岌岌可危。由于原孙可望部与李定国部尚在磨合、不能协调一致，战力并不高。清军三路杀来，特别是四川的吴三桂已经攻陷贵阳、杀向云南。李定国只好先派兵保护永历帝朱由榔由昆明向西撤退、再转缅甸藏匿。自己则率军转向中缅边境退守。不少原孙可望的将领吃不了边境之苦，相继选择投降了清军。清军攻入云南后，朱由榔逃到缅甸曼德勒，被缅王收留。后来吴三桂攻入缅甸，缅王将朱由榔献与吴三桂。1662年六月，永历帝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绞死，南明灭亡。

正在勐腊作战的李定国得知消息，忧愤成疾。不久病情恶化，同年月底（1662年六月底）病逝，享年42岁。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可死到荒郊野外，也不可向清投降啊”！李定国死后，其部下有数千人坚决不降，他们分散在阿瓦河以东百里，后被称为“桂家”。这一帮人中大部分逃脱了清军魔爪，后代至今尚存。李定国死后，云南勐腊各族人民奉其为神，行人游客路过晋王墓均顶礼膜拜。后来云南人又在后山复建一座“汉王庙”，经常在春节前举行隆重祭祀仪式。

后人称李定国是明末是反抗压迫的民族英雄，说：“若非孙可望等叛徒泄密，假以时日，南明军与清军鹿死谁手还不一定”。李定国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而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当时就有人记载“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就连对手清朝廷也称赞李定国有“五伯之大仁大义、谦恭下士”。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中称赞道：“李定国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农民领袖和抗清英雄，他宁死不屈的气节，联合西南各兄弟民族共同反抗民族压迫的动人事迹，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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